来自遥远的声音——追记严济慈先生
金 涛
“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前夕，接到严武光先生电话，说他在整理严老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份法文报纸的剪报，很有历史价值，要给我看一看。于是我将电子邮箱告诉他，很快收到了文件的译文。
武光是严济慈先生的公子，物理学家，中科院高能所研究员，我以前为他父亲写传时得到过他不少的帮助。他发来的文件涉及严济慈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的一次讲话，这是一位爱国的中国科学家，在民族危亡的关头的郑重表态，也是面对日寇入侵发自肺腑的怒吼声。
为了说明前因后果，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立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先生感到时局不稳，计划将北平研究院南迁。于是先派他的助手、北大教授顾孟馀先生到上海成立世界社，在法租界办起中医医院，准备随时把镭学研究所和药物研究所迁到上海，放在世界社里，利用上海的法租界保存中国的科学力量。所以，1933年，担任物理研究所兼镭学研究所所长的严济慈去了一趟上海，就是为了搬迁的事。
1937年5月，严济慈应邀去巴黎，出席国际文化合作会议、法国物理学会理事会，以及他的老师法布里院士的退休庆祝会。就是这一次，严济慈带着年轻的钱三强，把他推荐给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居里（著名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的夫人，他俩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做她的研究生。后来，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一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是严济慈第三次赴法。到巴黎一个星期，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国际文化合作会议有一个保护各国古代文物的议案，讨论这项议案时，严济慈走上讲台说：“各位先生，请大家注意一个现实问题。此刻，就在我们神圣的会议正在讨论保护各国文物古迹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已扬言威胁要轰炸北平。北平是闻名于世的千年古都，我提请世界舆论公开谴责日本侵略者这一毁灭文化的罪恶企图！”开完了几个会，严济慈打算立即回国，每天打听开往中国的船期，筹划回国的日程。当时许多法国朋友劝严济慈留下，把家眷接到法国来。他们说：“你现在回去干什么呢？”但严济慈说：“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能袖手旁观。虽然不一定能够拿起刀枪，但我可以用自己的知识为国家、为抗战效力。”
一天，正在巴黎的李石曾跑来找严济慈，说是中共的一位负责人从莫斯科到巴黎来了，要会晤法国著名物理学家郎之万教授，让严济慈去帮忙联系。
郎之万教授是严济慈当年留法时的老师，1931年曾访问中国，在北平期间是严济慈接待的。严济慈邀请郎之万教授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一起工作了3个月。郎之万教授在法国的威望很高，与居里夫人齐名。他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通过他可以在巴黎召开各进步团体参加的群众大会。
这位中共负责人就是前来法国宣传中国抗战的吴玉章。严济慈找到郎之万教授，安排他和吴玉章会面。由于郎之万的大力支持，吴玉章在巴黎多次举行的公共集会上宣传中国正在进行的抗日事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严济慈陪同吴玉章出席这些集会，有时还替他翻译。
严济慈生前在与笔者交谈时曾这样回忆说：
1937年底，他动身回国，从巴黎前往马赛登船，中途经过里昂。里昂天文台台长杜费教授邀请严济慈参观天文台，请他吃饭。饭后，《里昂进步报》的记者前来，杜费教授向记者介绍了严济慈。记者当即采访严济慈，请他就中国的抗战形势发表看法。
严济慈表示，中国是绝对不会灭亡的。中国人民的抗战是正义的事业。不管战争要持续多久，情况多么险恶，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严济慈还说：作为我个人来说，我将要和四万万同胞同赴国难。我虽是一介书生，不能到前方出力，但我要和千千万万中国的读书人一起，为神圣的抗战奉献绵薄之力。
第二天，《里昂进步报》第二版刊登了记者采访严济慈的报道，披露了他的抗日言论，但又误解了他的意思，消息中说他将要带多少中国留学生一道回去抗战云云。这是严济慈并没有讲过的，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这篇报道产生的影响是严济慈始料未及的。第二天上火车时，里昂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告诉严济慈，说报上有你的消息。到马赛一上船，严济慈又收到一封电报，还寄来一封信。关心严济慈的朋友提醒他，千万不能在上海登岸。同船有一个安南医生，他是到法国开国际社会党会议的。他听说严济慈准备去上海，就把那天的《里昂进步报》给他看，并关切地对他说：“你不能到日本占领的中国土地去，你在北平的家也会受到监视的。”
这话，果然不幸而言中。
严济慈临时决定在香港上岸。在香港呆了两个多月，其间由越南去了一趟昆明，决定把北平研究院物理所迁到云南。然后他又回到香港，一方面和北平研究院李书华副院长商量南迁事宜，并托人带信给妻子张宗英，嘱她带全家南下。
严济慈后来才知道，他在北京的家，这时已受到日本人的监视。“七七事变”时，他家住在安定门内永康胡同。胡同口经常有日本特务出没。张宗英的一个同学的丈夫在路透社工作，她看了有关严济慈发表抗日言论的电讯，把消息告诉张宗英，说：“慕光（严济慈字慕光）不知道在外面干了什么事。”不久，即发生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因病被日本特务暗中下毒而死的惨剧，大概是借此警告严济慈一家。当时严济慈家里有8口人：岳父母，妻子和5个孩子，公开搬家很危险。张宗英就到清华大学去找当年东南大学的老师张子高教授，回家后不动声色，连夜收拾细软。过了几天，张子高教授开了一辆插着英国国旗的汽车，扬言接老人孩子去郊游，将一家人送到东交民巷。然后，他们从北平到天津，辗转来到香港，再经安南到大后方的昆明。这是后话。
那么，严济慈在法国与记者的谈话，究竟有什么内容，法国报纸又是怎样报道的？由于时隔多年，我当年访问严老时也未看到原件，仅凭严老凭记忆讲述。
这次，严武光找到的这份法文报纸的翻拍照片和复印件，是装在法国里昂图书馆的一个信封里,信封上署名“照片翻拍实验室 J-L罗易斯”，信封上和复印件背面都注明“1937年12月23日里昂报”。信封里附有我国驻法使馆朱敏言的信条,说明严老在上世纪80年代赴法访问时，曾托使馆的陈国珍代找里昂旧报,几年来没找到。现陈国珍已回国，由朱敏言来接任。她请在里昂大学学中文、并在里昂图书馆工作的法国朋友J-L罗易斯找到。翻拍影印了一份,由外交部转回。
下面便是《里昂进步报》1937年12月23日的报道，标题是：《从里昂圣•伊雷内要塞看中国战争》，全文如下（严武光提供，阮蓓女士翻译，特此感谢）：
我们知道自1921年以来,在法中大学协会和中国大学委员会的赞助下，一家高等学院在里昂古老的圣•伊雷内要塞安置下来。它接收由中国大学机构派遣来的、至少拥有中学毕业证书的学生。他们在那里的目的是在法国完善他们的教育。
目前有50个学生生活在那里，其中10个是年轻女子，他们在大学的各个科系和学校中进行培训。现在，在这个校园中，人们情绪激动，这件事值得民众予以不断的关注与同情。
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因听到来自他们被日本入侵的国家的经常是可怕的消息而颤栗。
这几天他们接待了昔日的师兄、如今已成为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的严济慈（NyTsi-Ze）先生的来访，他目前正造访于法国政府机构。
我们得以与严济慈先生交谈，下面是他向我们陈述的要点：
“日本入侵一个和平的没有准备应战的国家是令人难以容忍的。我们的敌人以屠杀恐怖来强制一个一直向往文明、民主与和平的民族。他们从陆路与海路成功地突破了我国的边界，同时他们也成功地围困了我们民族的良心。
“我几个月前离开中国，国内的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已经发动起来抵制入侵者。所有家族党派之间的竞争、争吵，都因为面对共同的敌人而平息。
“如果日本人再向中国内地进军，他们会发现他们的痛苦与惊愕远远没有结束。
“显然，面对这场长期准备的针对我们的工业战争，我们赤手空拳，但是我们的国家站起来了，组织起来了，如果那些民主大国——特别是我们一向予以好感的法国——愿意帮助我们的话，我们的敌人很快就会决定要和平了。
“但如果他们一意孤行的话，我们确信我们的人民也会支持一场持久的、竭尽全力的战争。
“但是我们所有的希望与祝愿，都是即刻到来的和平和没有名目的屠杀的终结，它使我们的大城市痛哭，使他们的创建者蒙辱。”
严济慈先生不久将启程回中国，毫无疑问，随他同行的还有一些立志要保卫他们不幸国家的学生。
看了这则老新闻，我一方面惊叹严老的记忆力，他当年的回忆大体上没有什么出入；另一方面也更加敬佩严老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代表着在民族危害的关头，一切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国难当头，他们或投笔从戎，献身于民族解放的洪流；或者像严济慈那样，以一己之长，将所学的专业为抗战服务。这是我们永远也不该忘记的。
为此，特将这一页历史公诸于世。
（注：此文发表于2006年10月13日《科学时报》上）